转自《搜狐网》2014-04-28 

备受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关注，并连续列入“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大型文化工程《竺可桢全集》目前全部出齐。为了充分展示《全集》的出版价值、回顾出版历程的不易，《全集》编辑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4月28日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全集》出版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导、专家、媒体到会，充分研讨《全集》的学术价值和在当前如何弘扬竺可桢先生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1890—1974）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杰出贡献。同时他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特别是在浙江大学掌校13年的艰苦过程中，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影响甚大，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他当时的科教救国思想，是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竺可桢的爱国情怀和求是精神，对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高瞻远瞩，对西部开发问题的殷切关注，对科学精神的不懈倡导，深刻的人文关怀，都是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竺可桢的著述和各类文字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他的学术论文、科普作品等多达600万字以上。日记虽有散失，但保留下来的总量仍有1300多万字。1979年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只收70万字，1984年摘选的《竺可桢日记》约300万字，也只是总量的四分之一。

为了全面反映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2000年3月，为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十多位两院院士倡议组织编纂《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2001年3月1日，《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宣告了这一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正式启动。编委会主任由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担任，编委会委员中有17人为两院院士。当时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翁经义在启动会上汇报了编辑出版《全集》的思路、方案，以及一定要把它出齐、出好的决心，到会的专家、领导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出版社的支持和鼓励。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地理学家施雅风院士和地理学家孙鸿烈院士分别为《全集》作序。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自2004年开始分卷出版《全集》。《全集》的编辑出版以“求全”、“存真”为原则，经过十载艰苦努力，24卷终于全部完成。《全集》各卷均采用深绿色封套，标准16开本，一帧竺老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照片，书名的“竺可桢”三个字系竺老当年题写“求是精神”时留下的墨宝。

《全集》分两大部分，一是各类文稿和信函等，二是日记。全卷册约2000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自然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其内涵和出版意义非同一般，比许多科学家的文集要丰富和重要得多。第1—4卷，收录作者已刊和未刊的中文著述，包括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是编者在2004年之后陆续搜集得来的新增文献，作为前五卷文集的“补遗”。在《全集》中，日记占的比重较大，在全24卷中有16卷之多，刊有竺可桢保存至今的1936—1974年共38年的足本日记，达1300多万字。这些日记既是研究浙江大学校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宝贵史料，对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志、重要机构沿革、名人传记和诸多重要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对于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也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对此翘首以盼20年，“读书界望眼欲穿”。

《全集》的编撰有三大特点。一是求全。凡能找到的竺老的文字资料全部收入，有学术文章、科普文章、讲演、信函、批示、题跋，以及思想检查、入党申请书，还有履历表、身体情况等，真实地再现那个时代的竺可桢，不回避他的语言文字在极左时期打下的烙印。收集工作的量特别大，参与人员先后查阅了19家竺老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及相关单位的档案室。此外还有竺老亲属、学生的帮助，像他早年在东南大学讲学的气象学、地学教材，就是早年学生捐赠出来的。二是存真。竺老遗存的早年文稿中，如果按照现行编辑规范，有许多词语需要修改。《全集》执行主编樊洪业先生说，当编辑规范与保存文本忠于历史面貌发生冲突时，宁肯牺牲现行的编辑规范。三是编排上分两大类，日记是一部分，其他的文章都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混编，不分学科文稿类型。樊洪业先生认为竺老的信函、文章都有紧密的关联，从追踪的历史足迹来看，有助于人们按照真实的历史情况去了解竺老。

单纯从《全集》内容的史料价值上说，可以概括的特点有三：

一、历史跨度长。《全集》收有作者的文章始于1916年，收笔之作在他去世前一年，其间每年均有文字留存，从无间断。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他临终前一天止，在后来的日记中经常会提及早年的情况。这样，他的文字就跨越了始于新文化运动、止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58年。仅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即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他历年对物候现象的记录，对后来撰写《物候学》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其用所及者，远非止于科学。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文革”中他为许多人写下了大量的外调证明材料，即取材于自己的日记，于今看来，那劳民伤财的外调真是无奈、无辜、无聊之举，而当时对相当多被审查的人来说，以竺老的“证明”还他们历史的“清白”，又确实是很有用的。

二、涉及领域广。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平生踪迹，国外留学游访及于欧美苏东；国内供职和考察，走遍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其个人兴趣广泛，除气象、地理而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个人生活情趣亦广，爱旅游，爱看体育比赛和电影戏剧，爱聚会访友，爱游泳、滑冰，爱养花、摄影。最重要的，与我们今天能出版他的全集有关，是他爱记日记。记亲历亲见亲闻，大到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飞机火车行程、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

三、笔下人物多。竺可桢以第二批庚款生赴美留学，又历任中国科学社、东南大学、气象学会、地理学会、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重要机关和团体之要职，平生之交往，多是风云际会中的人物。他的结发和续弦妻子皆出身名门，姻亲之中多为民国时期的名流，其中有邵元冲、张默君、蒋作宾、陈源、凌叔华等。随着他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还要与各界人物和各种媒体打交道。日记中记述人物也就极为广泛庞杂，从蒋介石、毛泽东的特别召见，到桥头上撞见蒋经国、泳池中幸会陈毅之类的邂逅相遇，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以不同的时空分布荟聚在他的日记中。即便看似不相干的人物，如近年在旧曲新翻的文化热潮中当红的陈寅恪、顾准、钱钟书、黄万里等等，也都横撇竖弯勾地出现在他的笔下，这恐怕是人文学者们所难以料及的了。

著述之外，还应提到竺可桢的“撮影”。他自己常备照相机，留下了大量照片，并在照片上多写有说明，标注人物姓名。这些“作品”的史料价值，也是难以估量的。目前在《全集》中作为插图置于各卷之前者，只是选用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文字中的“另类”，是书法。竺可桢一生奋笔，留存了大量手迹。顾廷龙先生在为复旦大学所刊的《名人手札选》所写的出版志感中，就说过“科学家如竺可桢、熊庆来等的草书手札，也均为精湛之作”。《全集》封面所用的“竺可桢”三字即是出自他题写“求是精神”时的署名。

《全集》全面收录竺可桢学术著作和其他著述，不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可以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竺可桢，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竺可桢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同时，它还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

《全集》的编辑出版，当然是对竺可桢先生的一种纪念，但从更深层说，已走出了宣传和纪念的局限，而更多的是为了透过文化名人的著述，去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

《全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大家一致认为，这套书的出版，将为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史提供永久性的基础资料，而且通过挖掘竺可桢的学术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可桢终生坚持的爱国、求是和敬业精神将得到进一步弘扬，对我们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将会提供极大的助力。

(责任编辑：黄勇)